那场战事过去已经25年了。
1985年年底，作为摄影干事，王红跟随兰州军区某集团军到边境轮战，1987年7月回撤。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头几年，每到除夕夜放鞭炮，他就有些不安。尤其是当那种带着长长哨音的二踢脚升空时，走在大马路上，他甚至都有卧倒的冲动，后来才渐渐好了。
梦中好多次，他又躺在了洁白的病床上，团里的摄影报道员袁熙是他最喜欢的学生，站在他跟前，腼腆又固执地说“师傅都上了，徒弟哪能不上”，接着就是袁熙被炸得只剩下半个身子的照片，王红又醒了。
“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说完，他自己爽朗地笑了。
掀开上衣，左肋上有一个铜钱大小的伤疤，肋下和小肚子上深深地印着两条10多厘米长的疤痕，那是给他大难不死留下的纪念。1986年10月14日，前线突击队执行“兰剑－B”行动，王红奔赴最前沿，跃出堑壕在战斗中拍摄照片，被炮弹弹片击中，身负重伤，战后荣立一等功。
每年的10月14日，都是王红的第二个生日。天南海北的战友们常常选择在这一天聚会以纪念那场战斗，他会找个僻静的地方，烧上几张纸，念叨两句。
1996年，王红以海军中校军衔转业到珠海一家报社，仍然干他钟爱的摄影工作，没过多久他就后悔了，“我天生是个当军人的料儿，不该离开部队。”
他的爱人杨鹰也说：“都这么多年了，那么多转业的战友都适应了地方，他还一直不太适应。”
一
1985年年底，跟随部队到达老山前线时，王红并不知道真实的战争是什么样儿，更不会想到10个月后，自己会生命垂危地躺在兰州军区第一野战医疗所里，被打断的肋骨戳进脾脏，弹片止步在肺中，距离心脏只有两厘米。参战带给他更多的是一种兴奋，“我要摘取摄影界‘高山下的花环’。”王红说。
然而直到1986年8月，他一直没有找到感觉。作为集团军的摄影干事，与他想拍摄的战地照片相比，更多的拍照任务是迎来送往、军民共建等内容。
那时王红从事摄影工作已经9年，摄影技术已很娴熟，一些作品也曾获得大奖，但他的摄影理念还被一些无形的枷锁禁锢着。
一些照片有摆拍的痕迹。他好不容易跟着运送补给物资的军工去趟前沿阵地，看到路边有一处漂亮的瀑布，为了把照片拍得漂亮些，王红就说，哥们，走到水里去，“这叫‘跋山涉水’”。
“当时的氛围中，我们拍的军人都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样板戏式人物，出来都是剧照、宣传画的效果。”他说。
到了前沿阵地，王红吓了一跳，从没见过这样的部队——全是一色的大裤衩，光着脊梁，胡子拉碴。“形象不好，不能用，我根本就没拍，只照了几张‘到此一游’的纪念照。”他摇摇头说，“中毒太深啊！”
一些地方摄影界的朋友在写给王红的信中，羡慕他上前线的同时，鼓励他关注战争中的人和人性，“你快快长大吧。”
“长大要付出代价啊。”王红说，“视而不见的生活过了很久，直到我8月遇到突击队这个群体。”
王红所在的某集团军轮战期间共出击“拔点”作战3次，某部“特功五连”担任对敌604、968阵地“拔点”任务，这是集团军的第一战，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仗。此次任务被命名为“兰剑－B”行动。
突击队在距离老山前沿几十公里外的大坪镇选择一块和敌军阵地类似的高地，构筑相似的堑壕、工事，反复进行模拟演练。
王红跟随军长到突击队视察时接触到了这个特殊的队伍。突击队队员训练量极大，除去白天的实兵演练，早上一个10公里，晚上一个5公里，每人至少要背负20枚手榴弹、6个弹夹、一支枪，还有一个5公斤的炸药包或者多支爆破筒。
“这个时候，你就不忍心再摆拍折腾他们了。我一下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敬畏。”王红说。
一次演练结束后，军长去看望大家搞座谈，他说，到誓师大会那天，我们要为你们披红戴花，喝壮行酒。突然一位河南籍的战士小声说，那能不能给我们尝尝茅台。那个年代，茅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种“奢侈品”。本来很轻松的场合，军长一听立即严肃起来，马上把后勤部长叫来说，把文山州所有的茅台都收上来，我们的战士没有给我这个军长谈条件要待遇，只是渴望在出征时喝一口茅台，如果这个要求都满足不了，我这个军长算是白当了。
誓师大会当日，气氛凝重。王红的战友、当时的演出队队长张璋带着几名女兵来为战士们倒酒，他记得王红在现场“上蹿下跳”地拍照。
站在突击队前排的“特功五连”指导员徐俊接过首长端起的茅台，瞪大眼睛一饮而尽。20多年后，看到这张表情“夸张”的照片，徐俊的爱人“笑话”他：“瞧你那个样儿，不就喝点茅台嘛，看把眼睛瞪的。”
然而当时在场的人心情远没有这么轻松，“这些都是活着的烈士啊。”张璋说。
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敬酒到一名突击队队员时，由于紧张激动，队员握枪的手在发抖，骨节发出的啪啪声清晰可闻，主任心疼地说，憋不住就喊出来吧。突击队队员猛然“啊——”大叫了一声，戛然而止。
王红的佳能A－1相机记录下了这些珍贵的画面。多年后，王红见到了当时给突击队队员敬酒的老军长，送上一本自己的战地摄影画册，老军长连夜看完了。第二天一见面就说：“王红，日期错了，壮行酒是12号，不是13号。”再版时，王红立即改了过来。
誓师大会上，“特功五连”被授予一面写着“攻无不克”4个大字的军旗。王红当时就想，我要跟着突击队上去，拍到军旗插上敌阵那个精彩的瞬间。
然而，真实的战斗没有一丝一毫的浪漫。
二
多年以后，王红才知道带给自己一生荣誉和病痛的战斗为什么选取在10月14日打响，“1014”是个谐音，“幺洞幺四”，意思是“要动就要他们死”。
誓师大会当晚，突击队就开赴最前沿潜伏待命。王红13日到了老山主峰的指挥所。没有人要求他上战场，但是他为这次战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三个相机，一个长焦，一个短焦，一个傻瓜相机，几十个黑白彩色胶卷。王红在整理装1000毫米镜头的大铁盒，准备轻装上阵时，团保卫股长瞥到了铁盒内的胶卷，艳羡地说，哎呀，这么多胶卷啊。王红说，想要吗？股长说，可以吗，给两个吧。王红说，行，派两个人把我送到前沿。
王红就这样用两个胶卷换取了“通行证”，来到最前沿。刚到那里就听到步话机里传来，“军里面的摄影干事王红听到命令马上返回！”王红想了想，对步话员说，你就报告“王红收到”。他做出了一个自认为很巧妙的回答。
参加“兰剑－B”行动的队员有200余人，除去第一二三突击队，还有穿插、救护等5个分队。出发前，每一名队员都做好了牺牲准备，每人留下一份遗书、一张遗照、一段录像和一盘录音。
激战前夜的屯兵工事里安静极了，王红拿出采访本觉得应该写下点什么，但一时不知如何下笔。送他上前线时，母亲对他说：“上了战场，眼睛放机灵点儿，能拍到就拍，不能拍就别拍。”25年后，白发的老母亲依然为自己当年的“觉悟不高”感到不好意思。但王红又一想，我要活着回来，为什么要写遗书呢，他干脆把采访本收起来了。
13日晚上，后来成为王红“救命恩人”的团摄影报道员尚侯风也来到前沿。王红在前线组织过摄影学习班，尚侯风是他的学生之一。如今是陕西华阴市安监局书记兼副局长的尚侯风觉得当时他对战争“很麻木”，当晚他坐在一个炮弹箱上、脚蹬一个炮弹箱很快就睡着了，一睁眼天已蒙蒙亮。
战斗本来计划在凌晨打响，但14日早晨大雾，敌军阵地被大雾笼罩，战斗不得不推迟。
中午时分，云开雾散，阵地露出来了，偷袭变成强攻，战斗即将开始。王红不停地按下快门，“战场上就是看到什么拍什么。”这时第一突击队副队长罗卜基握着枪走出屯兵洞，胸前挂满沉甸甸的弹夹和手榴弹，王红把镜头对准他。罗卜基对着相机摆摆手说，别拍，别拍。王红已经摁下快门。后来冲洗出来的照片上，罗卜基好像羞涩地微笑着冲镜头挥手。那一瞬间过去之后，王红和罗卜基有过两句简短的对话。王红问：“为什么不拍？”罗卜基说：“拍了我也拿不到。”王红说：“我一定把照片给你。”
罗卜基是一名彝族战士，上战场前刚刚由班长提干。当时突击队里有5名彝族队员，被誉为“彝族五雄鹰”。王红战后才知道，根据彝族的习俗，男人上阵前要饮鸡血，在鸡脖子下面抹一刀后，还要扔出去看鸡头的方位用以占卜，5人中只有罗卜基的鸡甩出去，鸡头最后对着自己，这是凶兆。
第一突击队队长马权斌后来说，罗卜基冲锋时身上背了一只鸡，因为他听到了叫声。
罗卜基作战非常勇敢，他带领突击队队员炸掉敌人3个火力点，毙敌多名。在押送俘虏返回途中，敌人发现了，实施炮火覆盖，罗卜基扑在俘虏身上保护他们，不幸壮烈牺牲。
王红留下了罗卜基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在后方的医院里，他才得知罗卜基牺牲的消息，堑壕里的承诺成了他的“心病”。
2008年，王红联系到毛挖力等其他四名已经转业的“雄鹰”，辗转来到罗卜基位于大凉山深处的家，准备把这张照片送给他的父母。然而车到门前，有战友又顾虑重重，罗卜基的父母都已7、80岁，怕他们看到照片受不了。撕开包裹相框的报纸，看到是一张罗卜基很威武的战地照，战友们释然了，他们原以为是一张标准的遗照。
两位老人静静地等在院子里，王红和战友们进去后整齐列队，一起向老人敬了一个军礼。王红情不自禁地说：“爸爸，妈妈，我们这些老兵来看你们了。”
看到儿子栩栩如生的照片，两位老人哭得悲伤欲绝。王红突然很自责，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把老人的伤口又撕开了。他连声说：“对不起，老人家，刺激到你们了。”
告别时，罗卜基的老母亲抱着王红的头，用手轻轻摩挲他的脸，依依不舍。
三
炮火准备是在中午12时58分开始的，整个老山地区地动山摇。
“你听过大年三十晚上放鞭炮吧，”王红说，“就跟那一模一样。”
再后来，耳朵就听不到声音了，只剩下画面，眼前敌军的阵地上缓缓升腾起一簇又一簇尘土的烟雾，好像镜头慢放一样，树枝、尸体被炸飞到空中。王红手中相机的快门“嗒嗒”不停地响起。
30分钟的炮火准备结束后，工兵前出破障。王红第一次看到74改火箭爆破器，“哧”的一声响，装满炸药类似消防水带的粗绳高高飞出老远，落地后轰然爆炸，清除地雷、障碍物开辟出通道。随即第一突击队冲了上去。
王红趴在堑壕上，一个念头在胸腔内快速撞击：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战斗开始后，恐惧被渐渐忘却，他跃出了堑壕。
阵地上的红土被炸得像棉花一样松软，路边草丛里一只手突然伸向他，“浸满血的纱布把这名伤员的头包得只剩下两个白眼仁儿，我下意识地横片两张、竖片两张。几名救护队员就开始把他往回拖。”王红又看到不远处一名战士费力地背着一名伤员，他冲到跟前接过受伤的战友，好不容易救到堑壕内的救护所里，他在旁边大口喘着粗气，一个四医大的见习军医却告诉他，那个突击队队员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王红又冲出了堑壕。
在受伤之前，王红拍到了突击队队长马权斌。这张“有损军人形象”的照片上，身背电台、手持步话机的马权斌正表情惶恐地向指挥部报告。24年后，马权斌指着这张照片说：“这是已经突破前沿阵地在报战况，突击队发起冲击以后，敌人的暗火力点复活，伤亡比较大。”
2007年，王红的战地照片参加每年一届的平遥国际摄影展，马权斌的这张照片被制作成海报。印刷厂的工人好奇地问，这是什么电影啊？
王红邀请马权斌来“捧场”，多年未见的两人碰面先是一个军礼，马权斌上去就把身材高大的王红抱了起来。这是马权斌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他用陕西话“不满”地说：“你这照得啥照片嘛，把我拍成这个样子，我就这么丑陋吗。就这么个照片，还放到海报上，我抱着微型冲锋枪冲锋的形象怎么没有拍下来？”王红说：“这是最真实的，人们心目中的英雄都是高大魁梧，但这才是战争。”马权斌理解了，后来还主动跟别人解释。
当日的激战中，马权斌指挥战斗时被炮弹炸伤，弹片从下颚打入，下巴脱臼，身上多处中弹，他不下火线，坚持指挥突击队员清剿敌指挥所，战士们将手榴弹、炸药包扔进屯兵洞，炸得敌人鬼哭狼嚎，肉都飞溅到脸上。深处的敌人没办法，他就调来喷火器，烧得里面的敌人惨叫连连。
战斗结束后，马权斌荣立一等功，部队要授予他荣誉称号，他坚决不要，把它让给了一位牺牲的突击队队员。
部队参战前，一名战士的老父亲送行时对连队干部说，这个孩子是兄弟几个中最孝顺的，希望他平安回来。战斗打响前一晚，这名战友一个人静静地面朝北方，马权斌查哨时发现了他，第二天的战斗中，他壮烈牺牲，战友只抱回他的一条腿。因为觉得无法面对那些烈士的家人，战后不久，马权斌就要求转业，但未被批准，一直服役至今。
多年来，马权斌经常自己贴钱为那些牺牲的战友家里办事，有时间就去看望他们，他对爱人说：“这些都是与我生死与共的战友，如果我都把他们忘了，谁还能记得他们，谁还能帮他们。不是我觉悟高，我就觉得应该这样。”
平遥国际摄影展上，一群年轻人走过马权斌的大幅照片，其中一个模仿着马权斌的动作调侃说：“地瓜地瓜，我是土豆，我是土豆，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一个女生看到身后怒目而视的王红，赶紧说：“嘘，作者在边上呢。”赶紧走开了。
四
王红终于切身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再次冲出堑壕没多远，一发炮弹落在附近，王红突然觉得后背好像被人狠狠砸了一拳，一口气卡着没上来，他知道自己负伤了。王红说：“在那一瞬间，首先想到了老母亲，我没听她的话，然后就是估计要上军事法庭，因为我是偷跑上来的。”
尚侯风看到王红受伤，冲了过去，王红后背都是血，他用手一摸，找到一个弹孔，撕开一个急救包绕着肚子包扎起来。王红说了一些“不够英雄”的话：“小尚，全靠你了，你可不要丢下我啊。”高度紧张的战斗状态下，尚侯风已经记不得王红说过这样的话，“但我肯定不会丢下他的。”他连背带拖，将王红救回堑壕内，救护队员立即将王红后送。
从前沿到老山主峰，一路几乎都是堑壕，有的地方太窄，两面来人错不开身，健全的人就往地上一趴，让战勤队抬着伤员踩着他们的身子过去。趴在担架上的王红看到这样的画面就忍不住问：“我的相机呢？”救护队员气喘吁吁地说：“拉倒吧，保命吧！”
王红一路被接力后送到老山主峰，再转运到第一野战医疗所。他本来被分在轻伤的一拨，有人认出他是常来这里拍片子的军摄影干事，检查后，马上进行手术。他的胸腹联合伤表面上没有多大伤口，但内伤严重，医生说，再晚半个小时，就没救了。
“兰剑－B”行动激战近5个小时，前指评价“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特功五连”后来被授予“攻坚英雄连”荣誉称号。战斗当晚，突击队队员撤回驻地，开始一些人很高兴，因为活着下来了，宣传队还来慰问。但没多久就有人哭了，不少人都开始哭，演出就进行不下去了。偌大的院子，平日里开会挤得坐不下，此时显得空荡荡的。尚侯风的相机记录下了这样的场面。而此时，王红在野战医疗所里的手术刚刚做完。
很快王红就被后送到昆明空军医院，随后又转运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一枚指甲盖大小的弹片导致他脾脏被摘除，肺部切除三分之一。王红的母亲用一个木盒一直珍藏着那块不会生锈的弹片。
王红在昆明住院时，前线摄影学习班的学生之一袁熙专门赶来看他，袁熙很有摄影天赋，与王红关系很好。接下来的战斗轮到袁熙所在的团上，他决心跟随突击队拍照，王红劝他“能不上就不要上，子弹不长眼”，袁熙站在王红的床前说：“师傅都上了，徒弟哪能不上。”王红劝不住就说，那你千万要注意防炮。
3个多月后，王红在医院里收到司机小陈从前线寄来的一封信，充满错别字的信中告诉他，在1月7日的战斗中，袁熙牺牲了，被炮弹击中。王红愧疚异常，“我没有劝住他。”多年以后，王红从一位战友那里看到袁熙牺牲时的照片，下半身全没了。
由于负伤，王红丢失了部分战场上的照片，“那些画面都是在我心里感光的”，这给他打击很大，“付出了，也拼命了，片子没了，煮熟的鸭子飞了。”
战后，王红有机会向当时的国防部长张爱萍汇报工作，王红说，战场上我本来有更多的时间拍照，而我去救人了，耽误了时间。张部长说，你做得对，你首先是个军人。
五
跟随部队回撤后没多久，边疆的战事平息，此后王红再没回去过。“什么时候一定要回去看看。”熟悉王红的人多年来听他“唠叨”这句话。人们知道他说的是老山，那个熔铸了无数人青春与热血的地方，是成千上万人魂牵梦萦的圣地。
1996年，王红转业到珠海一家媒体工作。这个很少与人谈自己经历的转业干部给同事留下“业务好，干活儿很拼命”的印象。“一堆片子中，你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王红拍的。”同事李波说。
2003年，珠海出现第一例SARS疑似病例，王红3次进入重症监护室拍照，后来有人说“只有你小子敢进去”。珠海航展，他乘坐一名法国老兵的三角翼飞到高空拍照，同事们在地面上为他捏着一把汗。在澳门的大三巴前拍舞狮队，王红一会儿爬上梯子，一会儿躺在地上，让舞狮队从他上面过去。“你们那个王红把我们吓着了，他是个疯子！”有人对李波说。
王红说，我这条命是赚的，要好好活着，活得有价值有意义。远在1000多公里外陕西安康军分区当副政委的马权斌也说出了几乎一样的话。
也有同事说王红脾气不好，“易燃易爆”。“可能是脏器不全的原因吧。”王红的老父亲替他分析。
有人请他去拍摄一个题材，于是在边上“指手画脚”讲要求，王红拂袖而去，“这片子我拍不了。”
一大群地方的朋友吃饭，有人就否定那场边境防御作战，然后又仰脸问：“哎，王红，你不是参过战嘛，你说说。”他心情好时，会耐心地讲，我们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不能把这些人一股脑儿都忘了。心情不好时，他一声不吭，逼急了会突然爆发：“你让我说是吧，我现在要有一把枪，我立马把你毙了！”众人愕然。
2007年，建军80周年，王红将他的照片送到平遥参加国际摄影展，这批战地照片亮相后引起轰动。有人说，“这简直就是一批出土文物啊！”王红最后被授予优秀摄影师奖。
为了配合这次展览，王红印制了一本战地摄影集《生命记忆》，一位同事偶然看到这本书，翻阅后非常感慨，碰到王红说，以前都不知道你有这样的经历，还觉得你脾气咋那样呢，现在理解你了。王红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2008年清明节前后，王红邀请尚侯风一起回到了老山。到烈士陵园祭拜了战友后，他们拿着照片去寻访当年的驻地，这些地方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变成了旅游景点。遗憾的是，由于封山，王红没能上到老山主峰，他说：“我肯定还会再回来的。”
六
王红靠海的家中，一个专门的房间内存放着他数万张底片。海边湿气较大，这个房间的空调和抽湿机总是24个小时开着。2007年从报社退休后，他开始整理自己的照片，并准备抽时间把更多的战地照片送给这些图片的主人公。
“这些照片不属于我，它属于画面中幸存和牺牲的战友以及烈士的家属。”经历过生死，王红当年拍照的“功利心”已经淡泊。
宽敞客厅的一面墙上，镶嵌着大大小小的镜框，女儿幼时的照片、妻子的艺术照、一家人甜蜜的合影，只有两张王红在战场上的生活照。“我对战争不感兴趣。”王红的女儿说，“我喜欢那些偏文艺的照片。”
14岁高龄的德国黑背“戴安娜”在客厅里晃来晃去，因为身上的毛都被剪去，头显得异常大，模样怪怪的。
王红的妻子杨鹰坐在沙发上说：“跟他比，我的境界差远了。他对生活没要求，吃海参鱼翅跟吃面条一样，穿10块钱的破衣服也没意见，只要能让他拍照片就行。”
妻子很心疼他的“拼命”，“王红的疼痛点特别高，腰椎间盘突出生了3根骨刺，平常人一根都受不了，每年都要累得住一次院。”
这个坚强的人也脆弱，“看到电视上汶川、舟曲救灾，突然一艘解放军的冲锋舟开过来，他会身临其境、热血沸腾，你叫他，一转头，他一脸泪水。”
夜深了，54岁的摄影师有些倦意，他舒服地倚靠在木质的椅子里，仿佛在听别人的故事。
老态龙钟的“戴安娜”凑过来，他命令说：“戴安娜，卧下！”“戴安娜”两条后腿打着颤听话地卧在地上，这个二等乙级伤残的老兵笑了说：“它太老了，连门口的两级台阶都上不去了。”
